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四川地区革命环境极具特殊性：一方面，四川是抗战时期仍有军阀存在的省份之一；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加剧了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的矛盾，增加了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发展环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为贯彻落实1937年6月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关于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和迅速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中共四川省工委(1938年1月重新建立，全称是中共四川省革命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党组织建设工作，其发展先后经历了恢复发展、成熟到隐蔽精干的三个阶段：抗战前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上层统战工作、抗日救亡运动以及宣传工作，在推动川军出川抗战的同时，也恢复发展了党的组织；抗战中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为了继续坚持抗战，将巩固党组织与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同时展开，这一阶段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建设迎来了高潮，党员人数达到了8222 人；抗战后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主要是执行中央的“隐蔽精干”政策和南方局的“三勤” “三化”方针及党的外围组织建设指示，同时开展四川的民主革命运动，进一步促进了抗战胜利的进程。本文将以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建设的时间为线索，以抗战时期四川的历史环境为背景，系统地梳理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建设的特点和作用，以期对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展开研究有所裨益。

一、 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建设的特点

抗战时期，为完成中共中央的各项任务和适应四川急剧变化的政治环境，中共四川省委逐步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和党的各项制度，审查党员干部以巩固党的组织,党组织建设呈现以下特点。

(一)领导机构建设与领导制度建设同时推进，提升党的领导能力

抗战初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处于清理、恢复阶段，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已制约了四川党组织建设工作的开展。由于“华北局势更开展数十百倍，所有干部要派敌后方工作”[1]，中共四川省工委决定在巩固原有干部的基础上，通过提拔新干部的方式完善党的领导机构，建立、健全党的集体领导制度，不断提升党的领导能力。

培养新干部，推进党的领导机构建设。干部培养是健全领导机构的前提，为了提高党的纪律和加强干部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能力，从省委到各中心县委都开办训练班，“县委以上干部省委负责训练，支区两级干部中心县县委负责训练，新党员及普通党员区委负责训练，保证每个新党员入党后起码两周党的教育”[2]。将忠实积极、有能力、有经验作为提拔新干部的标准。对老干部和新干部在工作上采取统一标准，注重培养新干部“不碰钉子”的精神，新干部的培养为领导机构的建设提供了基础。到1938年下半年，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各级领导机构逐步健全，省级领导机构：省工委委员9人、常委3人，下设组织部、宣传部、工委、青委及秘书长。市县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建立了2个市委、5个中心县委、3个县委、4个工委、10个特支[3]。到1940年，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各级领导机构基本健全，干部配置也日趋合理。以川康特委建设情况为例：川康“由特委到区的各级各种干部约400人”[4]；在各级干部配置上：特委委员9人，中小县级(市委在内)共30人，县级干部44人，区级干部166人。在党的各项工作干部配置上：青年干部50余人，妇女干部52人，工人干部20余人，统战干部20余人，文化干部10余人。

健全制度，规范党组织建设。健全制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度。建立集体领导，在两次执委会议之间的工作由常委负责，执委会审查常委的报告，决定下次执委会之间的工作方针与中心任务。特委常委在特委内部分别管理各部委，书记管理统战、妇委及秘书处日常工作；宣传部兼管青委。建立分工负责制度。特委常委分区管理各地方党组织；秘书处负责联系各地党组织进行；书记和秘书长处理各地日常事务。管理各区的常委负责听取地方负责人或常委的工作报告，通过地方常委或书记负责去处理地方大小事件。在特委各部委与地方各部委之间，特委各部委可以单独指导下级同类部委；下级各部委可以单独向特委同类部委作报告，但须经过特委与下级党委转达，不再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二是建立与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度相配套的干部职数与分工制度。根据级别干部不同来干部配置与分工。以1940年7月川康地区为例，在特委干部职数与分工上：特委的领导机构执委9人，下设：组织部部长1人，干事1人；宣传部部长1人，干事1人；青委委员5人，常委3人，实行书记负责制；妇委委员5人，常委3人，实行书记负全责[5]；统战部5人，分为上层会议和部务会议，统战部上下级由部长负责联络。工委3人，不设组织机关，实行工委领导定期开会制度。设秘书处秘书长1人，下设印刷科、交通科、发行科，管理文书、会计、印刷、发行、交通通信等事务，由秘书长1人负全责。在中心县各级干部职数与分工上：中心县委委员7人，常委3人由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组成，设青委或青年部、妇委或妇女部。不设统战部，上层关系均由书记一人负责。特支、特区等小党部只设书记、组织部和宣传部，其他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增设。可见，领导职数随着领导机关的级别的降低而减少，干部分工的明细程度随着领导机关的级别降低而降低。

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根据四川区域内党的干部现状结合地方工作实际，培养和提拔了一批新干部，推进了领导机构建设与领导制度建设，为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二)教育工作由理论性向实践性转变，提升党的适应能力

抗战前期，中共四川省工委顺利完成了党中央十倍发展党员的任务。但是，由于罗世文在传达长江局的“大量发展党员不让一个坏分子混入”的原则时，将其改为“要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怕坏分子混进来”[6]。尽管党组织迅速发展，但未能使党的政治影响与党的组织扩大相一致。中共四川省工委确立以巩固与发展并进的方针，虽然开展以训练班与层层传达相结合方式对党员进行教育，但培训内容以党的建设、支部工作、职工运动等大纲性的材料为主，缺乏系统性和实践性。到抗战中期，随着四川革命形势的恶化，党的教育工作急需由理论向实践性转变。

深化党的教育内容，注重党员教育的系统性。中共四川省委将党员教育工作列为中心工作之一，由宣传部直接负责党的教育工作，实行逐层培训制，如设置三级训练班，即高级训练班由成都区委、各县县委以上干部组成。负责部门和教育内容根据培训对象的不同进行针对性的安排，高级由特委负责，主要是以列宁主义、政治问题、党的问题、地方工作等为培训内容；中级班由特委及区县委共同办理，主要以党的建设、统一战线、秘密技术为内容；初级班由区县委和支部办理，以党的建设、秘密技术、支部工作为内容。1938年12月至1939年8月，随着党组织不断的发展和党的任务的变化，中共四川省委采取的是巩固与发展并进的方针，党的教育形式与教育内容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在教育形式上，由注重训练班教育向注重支部教育转变；在教育内容上，加强支部党的政治教育即将党的政治理论与时事教育放在支部一级，并增加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内容。

丰富党的教育形式和内容，教育更加侧重实情应对。一是丰富党的教育形式和教育内容。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大后方党的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在秘密的环境中，党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干部教育根据性质分为三类，“即甲、党的建设和党的策略的(包括实际工作的)教育；乙、一般政治的和理论的教育；丙、文化教育”[7]，规定了一切大后方的干部教育材料，以不妨害党的隐蔽政策和不妨害党的工作为原则。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不断丰富教育形式和内容。教育形式上，将开训练班、支部讨论、个人学习及特别小组相结合，用支部会议开展教育工作；在教育内容上，以秘密技术、职工运动、时事分析、重要政治问题讨论、论新阶段、六中全会决议等为主；在课程设置上，主要有党建、马列主义、政治常识、统一战线、领导技术、秘密技术、群众工作等。二是党员教育侧重于实情应对。1941年由于反共逆流紧逼，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对于教育形式和内容作了进一步转变。在教育形式上采取个别谈话和小型训练班的方式。在教育内容上更侧重于实情应对，如对于一般党员教授怎样躲避特务盯梢和监视，怎样应付被捕，如何瓦解敌人自首叛变政策，在狱中如何做，怎样保全身体和气节以待时机等；对于干部主要是教授如何开展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等。

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将教育工作与各级党组织工作实际相结合，根据受众的级别来调整教育方式和内容，提升了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党员干部的工作方式发生重要转变，增强了党员干部应对复杂革命形势的能力。

(三)以审查党员、干部为着力点，加强支部工作，巩固党组织

严格规定党员发展条件，审查清洗不合格党员。1939年3月，在党员的发展方面，为保证党员发展质量，在规定各级发展人数的同时，提高了党员发展条件。具体规定五项党员发展条件：预备党员的必须具备信仰党，人生观有基本转变，参加救亡工作，生活作风好，人格高尚；在入党程序上，写入党志愿书，经过支部派人谈话到支部通过，举行庄严入党仪式；规定了严格的候补期；实行介绍负责人；入党后要经过两周的培训，主要是指定老党员以党员须知、党的建设、支部工作等为内容对新党员进行教育。1939年11月，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坚持紧缩政策，党组织基本上停止发展。但是，在重要产业和交通地带仍有发展。例如自井盐业工人中、川陕道两旁及特定的区域经特委批准后可以发展。“建立学校、工厂平行支部，减少不必要的联系，严格实行小区制”[8]，来加强组织管理。“把党员的一切日常活动提到原则上来”[9]，来推进党的纪律建设。

以默退和劝告退出的方式，清洗不合格党员。到1940年，“川康地区有党员4000人，疏散1000多人，暂停联系和洗刷1000多人，被敌捕100人，新发展党员200多人，共有党员2000人。党组织分布在47个县，有5个中心县委，7个县委”[10]。1940年7月，川东地区经过审查之后，“清洗约300人，清洗之后，川东特委人数为3400人”[11]。 1941年底，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有党员2900人。审查各级干部，疏散红色分子。通过“调动工作区域、深入下层、改换职业区域、送延安学习或工作”[12]的方式，开展干部疏散工作。1940年3月“抢米事件”后，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进入重点巩固干部队伍时期，通过疏散、隐蔽、转移干部的方式巩固党组织。如：1940年，川康地区先后隐蔽、转移了干部150人；1940年7月，川东地区转移干部65人。

开展模范支部建设，巩固党的支部。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进入全面巩固支部阶段。支部是完成党的各种任务的组织基础。1941年以前，四川境内党的支部建设按照生产单位或工作单位组建，但在四川革命形势的急剧恶化下，为执行“三勤”“三化”方针，隐蔽精干，巩固党的支部就显得特别重要。为巩固党的支部，严格规定支部会、支干会、小组会定期召开时间，每周一次，特殊情况两周一次。建立了模范支部与最不模范支部。由中心县委根据当时支部的建设情况提出模范支部的标准，并对标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第一期的标准是：按期开会、按时到会、按时缴费；开会时必须提问题、讨论并发表意见。第二期的标准是在达到第一期的标准的同时，还要做到在会上要自动检讨工作，提出每周工作计划，全面执行上级交与的任务；自动提出学习计划，完成学习计划。同时将群众基础和社会关系的好坏作为考察模范支部的标准。通过建立模范支部的标准以推进各支部工作，并“号召各级党加意建立模范区模范支，研究模范与最不模范两种支部来建立健全支部工作”[13]。加强对下级组织的领导，密切上下关系。加强党内纪律的同时，通过批评、警告、查看的方式对违反纪律的党员给予改正的机会，因而党员被开除的现象明显减少。同时加强党员干部培训，以提升其干部工作能力。

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巩固，以党员、干部审查、清理为着力点，侧重党的支部建设，注重党员权利的行使。在巩固党组织过程中也体现了“宽严相济”，即严格发展党员条件，又对有问题的党员给予纠正的机会，从而巩固党的队伍。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巩固经历了由思想巩固到党员、干部队伍巩固再到支部巩固推进的过程。

(四)巩固领导机关、审查疏散干部与建设新组织同步，增强党工作的衔接性

缩小管理范围，降低管理幅度，巩固领导机关。皖南事变后，川康和川东通过缩小管理范围，降低管理幅度的方式来巩固领导机关。为加强对川康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将川康分川康特委、川南特委与川北特派员三个单位，直属南方局领导，特委间没有横向联系，调换所有已暴露的特委委员。在领导机关设置上，机构人员构成没有固定的要求，根据需要设置各部委，川康特委是2人负责；川南、川北特委各1人负责。在领导方式上，采取分割领导，即一个委员领导几个单位，所有一切工作，全由其负责。降低各级机构之间的联络频率，注重各级之间联系的衔接性。中心县委与特委之间两月或三月联系一次，中心县委与县委之间每月联系一次，县区委与支部之间两周联系一次。

审查干部，疏散干部。1939年冬，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高潮，川东特委和川康特委从巩固组织首先巩固干部、认识干部的角度，开始审查干部。以审查干部历史、社会背景、暴露程度以及干部个人的优劣点为内容，通过分工与集中的方式(即经特委常委各委员分工进行初审后，交特委常委会议复审)进行审查。“成都抢米事件”后，四川的革命形势急剧恶化，为此，南方局决定重新审查干部。即在审查对象上，除审查干部有无自首叛变异己分子之外，更加注重新起的优秀干部；在审查内容上，审查干部历史、社会背景、暴露程度等，重点审查干部历史；在审查方式上，书面审查和口头审查的形式，由上至下递级审查，经个别负责人审查之后报告所属会议集体审查，做出结论，告知本人。各地中心县委，由特委派人去或调人来审查，三月以内将县级干部审查完。以后如数递级审查到县、区、支部。1939年底，“川康特委审查36个干部，新旧各18个，已经调原川康范围者17人”[14]。到1941年初，据不完全统计共疏散干部150人，有100人到陕北，其余50人到重庆。在疏散路线上，除了送陕北、送重庆以外，主要在川康范围以内调换。这一时期中共四川党组织干部疏散经验是：“宁肯失之过早，不可失之过迟，早则无碍，迟则遭受逮捕，长痛不如短痛，宁可因疏散而妨碍工作，不可因顾工作而迟迟不疏散，致遭更大损失。”[15]坚持疏散干部坚决彻底，完全停止被疏散干部工作，转移地方，以符合社会关系的职业为掩护，实现真正的隐蔽下去。1940年7月，川东特委调动暴露的区县干部65人，其中“泸委10人、南中5人、万中8人、合中16人、梁委3人、渝市23人”[16]。其中一部分交南方局送延安学习，大部分通过交换充实到各县领导机构。

建立新的党组织，增强党的各项工作的衔接性。由于干部疏散数量较大，加上暴露干部的调换，使干部缺乏继承性和“地方化”，因此，在原有的组织基础上不可能实现长期隐蔽。只有在原有组织基础上再建立新的组织——过渡的平行组织，才能进一步执行“隐蔽精干”，执行“三勤”“三化”方针。根据陈云“择选一批不红干部，联络一批不红党员，准备组织被打击时以便继续党的活动”[17]的指示，在钱瑛指导下，川康特委在成都市委及彭仁华中心县委成功实践，后南方局决定将这一方针推行到各地。即从三个方面调查党员：党员成分分红色、不红或淡红(干部或党员暴露的程度)；党员质量分坚决、动摇或异己；社会关系分最好、普通或不好。经调查后，将“不红、坚定而又有相当社会关系的党员提出来，由下而上建立新组织”[18]。采取间接管理的方式，如成都市委委员分别管理不红同志，不经过区委、支部，不在市委会议上报告不红党员姓名，在编支编区之后，市委不再亲自管理。在支部建设上，从不红党员工作中提拔支部书记，编成适当支部。坚持三人一支，同一学校、工厂、机关人多则成立平行支部的原则，先建立支部后建立区委。

1942年以后，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注重党的据点和外围组织建设。在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一批植根于群众中的党员，通过据点(即由党领导的无固定名称和章程的秘密组织)将工人、学生和职业青年中的积极分子联系起来，共同学习和了解党的方针和政策，开展调查研究，改进工作策略。据点除分布于成都、重庆及省内各大专院校外，还深入农村。在合川建立的农村据点，组织了秘密农会，发展了2万多名会员，发展党员100多人[19]。这一批人成为后来发动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的骨干力量。1944年11月，在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帮助下，将一批同组织失掉联系的骨干分子组织起来，相继在成都、重庆建立了民主青年协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社两个中共秘密外围组织。

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采取实行分片领导、降低管理幅度、缩小管理范围的方式，巩固领导机关，为党各项工作得以继续开展提供了领导力量。干部转移很好地保存了党的力量。新组织的建立为党的各项工作的衔接性提供了组织基础。

二、 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建设的作用

(一)群众工作推动了抗战，也为党组织的发展和隐蔽提供了群众基础

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党组织将群众运动与党的建立、发展、隐蔽工作相结合，在推动抗战的同时，也为其发展和隐蔽提供了群众基础。群众救亡的开展，使四川群众政治热情日益高涨，小资产知识分子和工人成为救亡主流。经刘湘承认的各界救国会，因刘湘去世遭受打击而瓦解，但是群众自发的和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仍继续发展，总人数达到4500多人[20]。群众工作推动了川军出川抗战，也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

中共四川省工委确定了“实行普遍的深入工厂，深入农村，掀起广大群众运动”[21]，在恢复旧的党组织关系的基础上，以“扩大抗日联合阵线的主张，推动群众发展起来，在群众中吸收优秀分子”[22]的方针，以群众运动的据点为依托，吸收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及各团体中优秀领导分子入党，来扩大党队伍。如：“工人运动以重庆、自流井、嘉定、泸县、成都、顺庆为几个主要据点。”“以川东梁达万，川南荣威、宜宾，川西(成都)近郊，川北阆苍南、南充、遂蓬为主要农民据点。”[23]在星芒社、群力社、“文救”、川大抗敌宣传团等各种团体中发展党的组织。为实现党组织在中学以上学校全覆盖的目标，开展以学生为主要对象，以成、渝、嘉定为中心开展青年运动。公开的群众运动到1938年春夏之交到了最高峰，随着群众工作的不断扩大，党的组织也得到发展，到1938年11月四川的党员人数发展到3258人。此时，中共四川省工委也认识到前期的群众工作基本上处于小资产知识分子的社会团体活动层面，停留于片面抗战的战时动员工作。为争取实现人民抗战是党的群众工作的目标，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急需转变。

1938年11月后，中共四川各地党组织不再以救亡为主，而是根据群众生活要求开展群众工作，“将群众运动分散到各个单位、各个行业，从而使群众运动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24]。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国统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全力研究并指导下级直至支部如何在当地进行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工作”的指示，领导群众进行各种“有利于抗战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生活的改善运动”[25]，并将群众工作的好坏作为判断地方党组织工作好坏的标准。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和 1941年南方局提出“首先要培养工运干部，从工人中提拔；要研究和利用国民党的工会去组织工人”。[26]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根据这两个指示，开展群众和组织建设工作，在群众运动中发展大批知识分子、工人入党。这是由于抗战开始后，高校和工厂内迁，四川境内知识分子人数和工人数不断增加。1938年上学期，迁川的16所高等学校，学生4647人。到1942年，迁川高等学校达30所，学生人。[27]1940年6月，形成以重庆为中心的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区。到1942年全省符合工厂标准的厂矿已达1654家，占国民党统治区资本总额的52.3%，工人10.8万名，占全国工人数的44.7%。[28]从四川地区党员成分上看，川东和川康地区知识分子和工人党员占绝大多数。川东以重庆市和合川中心县委为例，到1940年5月，重庆市党员总数619人，其中知识分子297人、工人251人；合川中心县委党员总数463人，其中知识分子193人、工人103人。[29]川康以成都市为例，到1941年7月，成都市有党员186人，其中知识分子125人、工人及城市贫民30人、职员18人、技术8人。[30]1941年后，为进一步执行隐蔽精干政策和“三勤”“三化”方针，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通过将党员、干部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的方式，领导群众运动改善群众生活，为党组织的隐蔽提供群众基础。

抗战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推动了川军出川抗战，也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环境，而党组织建设又为其群众工作提供领导力量。1941年后，党的群众工作为党隐蔽提供了社会基础，体现了群众工作与抗战、党的建设之间互为基础、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宣传工作为推进抗战和党的建设提供了思想保证

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宣传工作分为三个阶段：1937年至1939年2月，是片面宣传期；1939年3月至1940年3月，是宣传工作的转变期；1940年3月以后，是宣传工作不断深入和成熟期。

1937年至1939年2月，党的宣传方式主要有五种:报纸、通讯社、杂志、宣传团、书店。报纸：在成都，有《四川日报》《实事新刊》《星芒报》等。在重庆，有《新蜀报》《新民报》《新华日报》等。各县区，有万县的《万州日报》、梁山的《复兴日报》、宜宾的《金岷日报》。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报纸的平均日销量在一万份以上。通讯社：有川康通讯社、星芒通讯社等。杂志：有《大声周刊》《战潮》《战时学生》等。1938年1月，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的民先队员陈毅乔、周曼如按照张曙时的指示，成立了四川动员会战时女生总队毕业同学会，利用寒假到川北乡村宣传抗战。中共四川省工委组织旅外巡演团，巡回于成都、重庆各地。在成都、南充、阆中等15地均开设有书店。从1937年5月到1939年2月，这些宣传工作为推动国共合作和川军抗战在思想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基本上还停留在表面宣传上，党的宣传方式亟待转变。

1939年3月至1940年3月，蒋介石为掌控川政，加紧反共与压迫群众活动，特别在蒋亲训党政人员后，各地公开半公开、合法半合法的群众组织被解散，各地方的日报均被查封。如《新民报》《大声周刊》先后被停刊，《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被停止翻印，其他各报的言论也受到严格限制。面对这种情况，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决定宣传工作方式要彻底转变，即通过“秘密地打入新闻界、文艺团体占据据点，以抗战不倾于左的姿态出现”[31]。如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报《华西日报》编辑部建立了支部。各高校团体以读书会、各种科学的研究会的形式在《新新新闻》发表文章，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

随着四川逐渐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文化界的宣传变得更加重要。1940年3月以后，党继续依托各文化据点开展宣传工作，主要是通过文化界宣传中共的坚持抗战和民主思想。1941年春，在共产党员李相符、田一平等的推动下，地方实力派和知名人士30余人在成都成立以刘文辉为社长的唯民社，宗旨是“全民团结，坚持抗日，反对独裁，实行民主”。1941年4月，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创办了《华西晚报》，利用地方势力的掩护和民盟的支持，发表了很多关于民主运动的文章。1943年6月，在中共的影响下，《新民报》晚刊正式出版，该报主要是宣传坚持抗战的思想，是大后方发行量最多的报纸。1945年4月，文化界由田一平、叶圣陶等125人联名，在《华西晚报》发表了《成都文化界对时局献言》，号召“各党各界民族组成紧急会议，共同商定施政纲领成立举国一致的政府”。

抗战时期，是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宣传工作不断成熟的时期。在变化的环境中，及时转变党的宣传方式是党的思想得以继续传播的关键。这为推动抗战和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思想保障。

(三)统战工作推动了抗战，也为党的发展创造了环境

抗战时期，四川的统战工作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1938年3月之前，是单纯的上层统一战线；二是在1938年3月之后，按照毛泽东的“向中间阶层发展统一战线”[32]的要求，统一战线的对象不断扩大，呈现上层、中层、下层统一战线工作同时推进的局面。

上层统战工作。主要对象是四川实力派。抗战前期，上层统战对象是以刘湘为首的地方实力派。1937年，中共中央先后派张曙时、李一氓、罗世文等人到川，力促刘湘以民族大业为重，联共抗日，与蒋介石合作，统一川政。统战工作推动了川军出川抗战，也为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环境，主要表现在：在政治上，“刘湘实行开明措施，保护其管辖区内活动的中共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33]。抗战中后期，在四川地方实力派主要是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是中共统战的主要对象。中共以坚持继续抗战和稳定川军留川部队并引导他们走向民主革命阵营为目的展开统战工作。中共南方局先后派张友渔、田一平、徐淡庐等到潘文华部做工作，提出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的主张。1939年，董必武、林伯渠就向刘文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妥协的主张。1941年至1944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向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并指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是全国人民所望，而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提出“促进西南民主力量的团结，联合起来坚决抵制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和对日妥协投降政策”[34]的任务，推动了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坚持抗战。在八年抗战中，“先后出川参加抗日的部队共有6个集团军，总兵力达300余万人”。[35]先后转战于上海、山西、山东等地，参加淞沪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大小战役28个。[36]

中、下层统战工作。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各民主党派人士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统辖的高校共120所，其中有48所迁入四川，占高校总数40%。[37]其中大学14所，大学研究所2所、独立学院13所、专科学校19所。[38]高校内迁使全国著名的知识分子和各种专门技术人才云集四川。据研究，“约有20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39]，中共向他们宣传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民主、反对独裁的思想，得到他们对抗战的拥护，促进了四川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抗战期间，四川作为大后方的中心，接纳和安置大批内迁的工厂。到1942年，四川有1654家工厂迁入，占全国迁入后方工厂量的44%，形成了以重庆工业区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工业的新格局。为此，“中共开始扩展了对民族资本家的统战工作”[40]。如通过商会的形式联系刘鸿生等民族资本家从赞成国共合作的抗日主张到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民族工业独立，为抗战前线提供了重要物资。1941年3月，由国共两党以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民主社会党)以及若干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中国民主同盟在重庆成立，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抗战期间，上下层统战工作同时推进，形成良性互动，为党的建设创造了环境。上层统战工作的加强，中共与四川实力派的关系得以很大改善，地方实力派采取形式上的反共，为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时间；中、下层统战工作为中共在四川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空间，特别是后期党组织的隐蔽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这充分体现了统战工作与抗战、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的发展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结 语

抗战时期，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在开展党组织建设和推进各项工作进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抗战初期，是党组织恢复发展阶段，各项工作处于探索阶段。为适应救亡运动的需要，中共四川省工委迅速在全川的各要地建立组织发展的基点，并在群众运动中积极发展党员，培养了大批年轻的干部，为党组织的壮大提供了组织基础和领导力量。在地方实力派中开展统战工作，既推进川军出川抗战，也为党组织发展赢得了空间和时间。抗战中期，是党组织的建设、各项工作开始转变并成熟阶段。为继续坚持抗战，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的统战、宣传及群众工作方式都做出了及时转变。在开展上层统战工作的同时，注重开展中、下层统战工作；宣传工作注重宣传据点建设，并注重宣传工作的深入性；群众工作更加关注知识分子和工人阶层，注重工作的广泛性和实效性；党的领导机构和制度逐步完善，党组织的巩固不断深化。“皖南事变”后，为了更好地执行隐蔽政策和“三勤”“三化”方针，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党的平行组织，为继续完成党的各项任务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抗战后期，是党组织的建设、各项工作进入隐蔽巩固的阶段。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开展党组织的据点和党的外围组织建设，并持续推进党的统战、宣传以及群众工作，为中共在四川境内恢复因执行隐蔽政策的党员关系和开展四川地区的武装斗争积蓄了领导力量和提供了群众基础。

抗战时期，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核心区域，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纷繁复杂，如何在这一环境中开展党组织建设成为中共面临的重要课题。面对四川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形势，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坚持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和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为统领，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积极推进地方党组织建设，在巩固和推进党组织和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的同时，及时调整和推进党的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等各项工作，从而很好地适应了四川地区瞬息万变的局势。在这一过程中，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领导机构建设、制度建设日臻完善,党的群众工作、宣传工作、统战工作以及党的教育工作、党的巩固工作在抗战时期日趋成熟，不仅在促进川军出川抗战和坚持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为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1][2][3][5][6][10][12][13][14][15][16][17][18][19][21][22] [24][30][32]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G].1986:175，180，182，231-232，231，189,110,189,246,526,528,109,530,531,281-282,181, 284,76-77,254.

[4] 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四川省档案馆.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组织史资料(1921—1949)[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141-148.

[7]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131.

[8] 陈至立.中国共产党建设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352.

[9][23] 中央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1)[G].1987:243,33.

[11][27]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大事记(民主革命时期)[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281,280.

[20]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志·党派团体志(上)[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4。

[25][31]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八年抗战在蓉城[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4:234,199-200.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6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36-737.

[28] 陈世松，贾大泉.四川通史：7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617.

[29][36] 四川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档案史料汇编(上)[G].重庆:重庆出版社,2014:7,3.

[33] 金冲及.周恩来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456.

[34] 邓前程,徐学初.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推动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战场的[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35][37][38][40] 张彦.四川抗战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131,190-191,346-349,81.

[39] 四川简史编写组.四川简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285.

文章来源：四川政报 网址: http://sczb.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6326.shtml

上一篇： 四川汉族人群19个STR常染色体基因座多态性及法
下一篇： 《四川政报》2003年目录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