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5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以及北京已经爆发五四运动的消息通过四川驻北京的通信员王光祈的专电发回四川，当四川人民通过《国民公报》和《川报》得知这一系列的消息后纷纷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为。5月25日成都学界以及各工党举行集会并其共同组建了“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后改名为“四川学生联合会”同时加入到全国学生联合会)，积极响应社会各界的爱国壮举，通过学界特殊的社会身份，积极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和反封建的新文化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四川百姓思想觉醒，唤起了国民的爱国热情。

四川学人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先于普通民众得知外界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同时又积极的组织学生创办先进的社团组织，联合工商界举行“罢课、罢工、罢市”的斗争，积极向民众宣传“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爱国思想，促使四川省督军熊克武也积极顺应民意反对损害国家主权利益的行为，并向北京政府发电称：“凡属敌人在我国内之租借地及一切债权特权，应由我国直接收回。”[1]要求北京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在得到四川上层的肯定后，四川的爱国运动发展进一步加快，其影响也逐渐向纵深发展，由爱国运动发展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四川地区灌输了大量的新思想，使得四川地区能够与世界潮流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

一、五四运动引发的四川社会震动

四川是一个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地区。在帝国主义将侵略的势力开始逐渐深入中国内陆地区时，四川因其自身具有黄金水道之便利的独特地理位置成为了列强利益集团相互争夺的对象。帝国主义要求中国在沿江、沿河范围内开设商埠，并依靠其享有的“内河航行权”纵容他们的炮舰在内河长江上耀武扬威，以达到他们掠夺中国资源以及倾销商品目的。不及如此，日本还在重庆建立租界区，使重庆成为他们掠夺中国的重要据点。同时，帝国主义的公司通过四川的买办在这里大肆掠夺原料，倾销商品，对四川地区的民族工业以及传统手工业和农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四川百姓在面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还要应对封建主义的不断压迫，“只占全省人口百分之六左右的地主，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土地”[2]，农民需要承担巨大的地租压力，并且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四川地区便陷入了无休止的军阀混战的境地，直到在1935年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完全掌握四川，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四川地区各个军阀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战争多达四百多起。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四川人民便不断进行抗争，而五四运动消息的到来更是给这个原本便极具反抗斗争精神的四川人民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四川百姓自保路运动以来，便积极参与革命运动，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前，四川学人便积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自1915年新文化运动以来，四川学人在诸多进步刊物的影响下，其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纷纷组织各种宣传活动，向民众传递国家形势，唤醒民众对国家命运的关注。1918年四川学生便自发成立了“四川学生救国会”并发表了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救国警告书》呼吁民众“莽莽神州，济济多士。大厦将倾，俦为干栋。悠悠国魂，飘摇靡止。谁其招之，青年学士。青年学士，无党无偏。拼将热血，主张国权。拼将毅力，挽回国权。青年青年，其共勉旃。国家于汝，有厚望焉。”血气方刚的学生们通过《救国警告书》向四川的百姓展示了其热切的爱国情怀和救国的决心。这也为之后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入四川后，四川各地能够积极快速的作出反应奠定了基础。

五四运动爆发时，在北京的王光祈通过电报向四川发回了运动的进展情况，“用他那支挟有感情的笔，简单明了地写出这一运动的来龙去脉，告诉读者，应该如何支援这一运动，以及这一运动将会产生如何的后果。”[3]四川的学人、民众通过《川报》《国民公报》获悉北京学生的爱国壮举，由于之前的报道过于简略，在当时并未能够引起人们的关注，当王光祈将五四运动的详情再次发回四川后，李劼人以极具刺激性的标题以及包含爱国热情的长篇按语连同王光祈发回的通讯一同刊登在了17日的《川报》上。5月17日的早上，当成都高师的学生在食堂获悉五四运动的详细消息后，“食堂变成了会场，一致通过拍发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4]。随后学生们便开始走上街头进行游行示威，高喊“反对二十一条”“誓雪国耻”等爱国口号，学生们慷慨激昂的演讲打动了四川人民的心。5月22日成都高师的学生便联名向北京发出电文“北京俆菊人、钱干臣先生暨各报馆鉴：青岛卖，中国亡；曹章死，天下生。请及时力争国权，释放学生，慰留辞职各校长，杀国贼以谢天下，大事可为。若必倒行逆施，则恐予汝偕亡。冒死陈言，敢请。成都高等师范全体学生叩。”请求北京有关方面能够释放被捕学生，严惩卖国贼，希望能够挽留在在这次运动中因维护学生运动抵抗上层施压而请辞的各校校长。学生们发自肺腑的请求振奋了四川各界人士，工人阶级以及商人也纷纷加入这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中。为了更有效的发挥学生运动的力量，5月25日由成都高师以及学界其他人士发起成立了“四川学界外交后援会”，作为统一领导学生运动的组织。

四川青年学生在这次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成立了众多的学生进步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在成都的学生爱国组织一度发展到八百多个，全省七十个县都有学生进步组织。正是这群斗志昂扬的青年学子扛起了国家责任，他们将五四运动以及先进的思想传播到四川各地，让更多的百姓了解国家目前所面临的重重困境，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

二、创办进步刊物宣传新思想

五四运动也是一场延续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运动，有力的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向根深层次的发展。李劼人先生在回忆四川地区的五四运动时就曾提到过四川在文化层面最为积极响应五四运动。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四川境内的学人便纷纷发文支持新文化思潮在四川的传播，这也为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快速响应传播奠定的思想基础。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四川的知名学者吴虞先后在《新青年》连续六期发表有关批判孔子的文章，其中包括《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批判了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社会，同时他还在阅读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后发表《吃人与礼教》一文，来抨击封建社会传统礼教思想，他也因此被誉为“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不仅如此，四川的学生还通过销售进步报刊、书籍的“华阳书报流通处”①以及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了更多的有关“民主”、“科学”的新思想，这些新思想的传入使四川学子为之振奋。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四川学人在五四运动时期，由其切身体验出发，对传统的思想桎梏已经充满了抗争精神，他们迫切需要找到一条光明的道路。由于吴虞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发表了多篇言语犀利、影响巨大的文章，运用中国古典文献资料对传统封建礼教进行深入的批判。吴虞的做法遭到了当时四川顽固势力的排斥，被他们赶出了四川，但是离开四川的吴虞并没有因此而丧失斗志，反而更加积极的与封建顽固势力展开斗争，他所参与的《星期日》《威克烈》等进步报刊通过华阳书报流通处向全国各地发售，“从各校学生着手，为文化输入。现学生颇有觉悟者，各于校中组织书报社，购置新书杂志……今年上学期终了，风气必当更进化也。”[5]由此可见，吴虞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已经成为引领四川新思潮的旗手，他的文章以及他所宣扬的反对封建礼教的思想已经在青年学子的心中生根发芽。

与吴虞同时期的杰出学者还有蔡大愚先生。蔡大愚，字冰吾，回族，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位以教育救国、以民主革命、以振兴回族为己任的先进知识分子，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6]。早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曾积极投身于我国革命事业，为促进民族革命、教育普及等活动。五四时期，蔡大愚先生已经从甘肃返成都后并没有因为在甘肃护法运动的失败而萎靡不振，回到四川后蔡大愚先生继续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在五四运动之前先生便开始仿照上海的学生救国团着手改组四川的学生救国团。这也为蔡大愚先生在五四运动时期领导四川革命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五四运动时期，蔡大愚先生在成都积极组织四川各界人士投身爱国运动之中。在5月28日召开的国民大会筹备会中，蔡大愚慷慨陈词：“兄弟的主张，第一是抵制日货；第二是国民大会，一致进行，非外交得胜不止；第三要求政府惩办国贼”[7]。蔡大愚先生主张得到了四川各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在其他地区的反帝运动的抵制日货行动逐渐进入低潮的时候，四川反帝运动的抵制日货运动依旧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而且抵制日货运动持续了三年之久才渐渐地趋于平静。

同时四川学人还通过联合新闻界创办进步刊物宣传五四新思想。五四运动兴起前后，四川的进步期刊也随之不断创办，其按照创办群体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即，由进步学生创办；由政党人士创办。其中，由进步学生创办的进步期刊在四川进行的宣传活动最为积极活跃，它们是由四川境内学生以及四川籍留学生积极组织创办的，其中对四川影响较大期刊主要有《四川学生潮》《川东学生潮》《四川教育新潮》《星期日》《威克烈》等刊物，这些进步学生希望通过这些进步期刊积极向学生们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以及揭露军阀统治的腐朽黑暗等内容，希望能够以此唤醒当时的青年学生，再让学生去唤醒社会中的人们。巴金先生在其回忆中曾经提到：“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8]进步学生创办的进步期刊通过学生的视野及角度向同龄人宣传进步思想，相较于其他群体创办的进步有着极大情感优势，这也为新思想在学生内部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其次由政党人士创办的进步期刊则因其政党思想的差异而宣传重点有所差别，但总体而言以宣传民主思想为共性，在社会中以星星之火之势掀起了层层波涛。四川第一份宣传无产阶级思想的成都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人声》于1922年2月创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国民党人士创办的《戊午日报》(原为《戊午》杂志)以针砭时弊为宗旨。五四运动前后四川地区的进步期刊不断虽刊印时间或长或短，但是正是由于这些进步期刊的不断兴起才使得四川地区的新思想的传播与讨论能够持久的进行下去。

五四运动时期的四川学人通过自身的所长积极的向社会民众宣传进步思想，展开文化论战等活动，思想就是在相互的碰撞中不断丰富和传播，使四川将五四运动发展不断深入下去。

三、结语

四川学人在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时期积极推动民主与科学等新文化新思潮在四川的深入发展。四川学人在五四运动初期涌现出吴虞、蔡大愚、李劼人等众多的反对封建礼教宣扬民主科学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自身不断地努力为四川的学子以及普通民众带来了新的思想理念，为五四运动之后开启民智，唤醒民众爱国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黑暗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也为四川地区的共产主义事业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并且在五四运动时期也吸收了大量的工人阶级加入到革命运动当中来，为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斗争奠定了组织基础。

四川五四运动的影响还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四川的教育以及妇女解放等方面。四川青年学生通过五四运动重新获得对外界的认知，“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他们的英雄事迹拨开了我们紧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了新的天地。可以说，他们挽救了我们。”[8]青年学生在五四运动振聋发聩的雷声中不断掀起支援北京学生运动的爱国高潮。同时四川的妇女解放斗争也在民主、自由的号召下逐步开展。四川本因受到传统封建思想影响根深蒂固，为争取到妇女的自由解放，四川的学生率先开始追求女性的解放，他们创办期刊宣传男女平等观念，其最为直接的表现便是四川女子争取到的剪发自由、男女合校、自由恋爱等等。经过激烈的斗争，学生们所倡导的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才部分的被社会所接受。

所有的新生事物都必须经历一个有弱小到强大的过程，五四运动在四川能够开风气之先，是四川学人的不断坚持与努力，将这个原本因国家外交失败引发的爱国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宣传新思想，传播革命理论基础，团结革命力量的持久运动。四川学人在五四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新文化运动在四川的进一步深入的发展，他们为四川地区的民众深刻的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精神，有力的打击了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军阀的势力，促进了四川地区的思想解放。

注释：

①“华阳书报流通处”原名“华洋书报流通处”,1902年由傅崇矩创办,后交给陈岳安管理,更名为“华阳书报流通处”,因销售进步报纸、刊物和书籍,在成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1]察盒,编.学界风潮纪·《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19.

[2]匡珊吉.五四革命风暴在四川[J].社会科学研究,1979(02):2～8.

[3]李劼人.回忆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之所由成立[A].五四时期的社团(一)[Z].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79.

[4]张秀熟.五四运动在四川[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01):7.

[5]邓星盈,黄开国,唐永进,李知恕,著.吴虞思想研究[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6]王希隆.蔡大愚先生传略——为纪念兰州大学建校90周年而作[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03).

[7]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五四运动在四川[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8]李光存.巴金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文章来源：四川政报 网址: http://sczb.400nongye.com/lunwen/itemid-3631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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